徜徉田园的自然书写

　　台湾地处祖国大陆东南端的岛屿，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台湾处于一种多民族共生并存的状态，在异族外来者的驱赶、挤压之下，原住民逐渐移居到山林海洋区域，在与异族外来者的抗争中，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山林海洋不仅成为他们的生存空间更是他们的精神依托，所以本土作家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为素材，创造出一批或是以书面形式，或是以口头形式存在的文学作品。然而在日据和战后汉族主流社会时期原住民文学一直十分消沉，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原住民文学才开始被社会重视和接受。同时由于台湾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自然书写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关注。
　　
　　在最初的自然书写中，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文本形式，在亲近自然的基础上归根结底还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便利，但是在台湾原住民作家的山林海洋书写和台湾汉族作家的自然书写中，他们以自然为写作对象，以最真切的体验展现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场景，进入物我同一的境地，讲求人――自然――社会的协调统一，提供了一种现实文本――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文本，具有典型的生态美学的特征。
　　
　　在被驱赶的过程中，山林海洋成为了原住民作家的生存场所和精神家园，他们那对山林海洋的眷恋和感悟，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写，对生命本质的反思，无一是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在田敏忠的作品《最后一杆枪》中，泰雅族猎人佬幸在遭受酷刑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是自己的狩猎生活，通过这些回忆他才能暂时忘却刑罚的痛苦煎熬，于是佬幸和弟弟在从日本人的枪口下逃过一劫后，决心带着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一杆枪与山林为伴，守卫本族人的尊严。这是山林给予他们的馈赠，是世代在山林中成长所形成的美好品质。另外，原住民文学常常以自然为审美对象，人作为自然中的人，同时自然也处在二者相互联系之间，彼此交互存在，所以这两者并非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同生共存，融为一体。霍斯陆曼?伐伐在《玉山魂》中以细腻感性的笔触描写了自己领悟到的自然，山林自由自在的变幻，万物相通的默契，这不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赋予山林，而是山林自身的灵动变幻带给作者的体验和感悟。这类文学作品强调在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之中融入自然，与自然成为一个共同体，传达人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的理念，这在八、九十年代的台湾，颇具以柔克刚的意味，是对殖民主义思想的瓦解与冲击。但是，在温暖细腻的山林海洋之间充满和谐之美的同时也不乏人与环境冲突对抗所展现出来的刚烈勇猛之美，自然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人也不是自然想要战胜的主体，二者在某些情况之下的对抗冲突，由于命运相连，自然造就了勇猛的人，人给予自然最安全的守卫，最终仍然会回归到共生共存的境地。
　　
　　在社会迅速发展，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台湾的自然生态坏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台湾作家的自然书写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环境的思考，以自然为关照主体，以环保问题为创作议题，或是揭露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自然受难的图景，或是倡导回到田园山水之间深切感受与体悟，与自然融为一体，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唤醒对自然的爱恋。这是在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自然的初步体验，但是自然书写的发展并不只局限于环保启蒙式的社会性书写和回归自然的田园式书写，而是以一种整体的生态观，跳出人类主体的自然观，而是回归生命的本源，切实深入了解自然，在拥有丰厚的自然生态知识的基础上寻求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更加深厚的关系。刘克襄在小绿山系列作品中描写了位于城市附近的家园，并未像往常一样与自然产生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然界的生物互相依存，人与自然息息相通，改变都市生活与自然生态之间二元对立的书写模式，即使是在城市生活之中也能发掘自然生态的美妙之处，由此绘制出了一幅幅和谐美好的图画。刘克襄将对自然的体悟与丰厚的自然生态知识结合起来，鸟兽虫鱼在人间自由游走，与人世密切相关，自然生态与都市文明不再是疏离对抗关系，廖鸿基的海洋系列作品中，将美妙的海洋世界生动地展示了出来，这种独特的感受只有在与自然血脉相通的作者笔下才能得以发挥。这些作家细腻微妙的情感源自于长期在自然中生活的体验，他们像了解任何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样，被视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成长像人类生存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而揭示出生命的真谛，这是自然书写的突破，是一种更加理性客观的书写，使其向前发展又有了新的希望。
　　
　　无论是台湾原住民作家的山林海洋书写还是台湾汉族作家的自然书写，其中所传递出来的美学意味和精神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处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二者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作者书写这种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文本时，把其他存在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达到了一种“生态自我”的境界，跳出狭隘的生命理解角度，将自然万物都视为有生命的主体，在利益的相互关联中展现出生态之美，这种审美意识超越了物为我用，自我关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台湾原住民的山林海洋书写和台湾汉族作家的自然书写不是任何人类精神的外化表现而是人的思想灵魂与自然的生命价值彼此交融，和谐共通的产物。这是人与自然生命的和弦，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命运独奏，这为后世的自然书写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产生巨大影响。